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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 my ears，touch my nose”随着iPad屏幕里金发碧眼的女老师转动手指，4岁半的程程嘴里蹦出一个又一个五官的英文，直到老师的手指指向眉毛，小家伙卡壳了，“touch my……”
“eyebrows！”摇摆舞般的引导动作停止了，洋老师清晰地读出了“眉毛”的单词。程程马上跟读，但明显蹿了味，“eye-bo-raws”。
“eye-brow-s。”洋老师语速更慢地带着他读了好几遍，最终，屏幕内外的发音像复制黏贴一样整齐。一米开外的儿童床边，陪课的妈妈许萌开始更新微博：#在线英语打卡第159天#。
这是6月20日成都万千灯火下的寻常一幕，同一时间，相似的剧情正在中国数百万个家庭上演。据比达咨询（BDR）调研统计，2018年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市场用户规模约为601.5万人，以每年超30%的稳定增速测算，2019年这个数字将刷新为920万——几乎是美国第一大城市纽约和第十大城市圣何塞的人口总和。
而程程正在上的，是国内最大一家在线少儿英语培训机构。它与众多“头部玩家”一起，在这个百亿级规模的市场上竞逐掘金。如今，“纯北美外教”、“严选欧美外教”、“100%英语母语国家外教”，早已成为“后来者”的入场“标配”。
在全球经济增速乏力的今天，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相对优渥的待遇，让不少“老外”趋之若鹜。谷歌搜索“Teach English online to Chinese kids”（教中国孩子学英语），0.95 秒内能检索343,000,000条结果。
那么，屏幕那头的外教们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
“踮起脚尖”下的新风潮
前段时间，一个段子在家长群刷屏——问：孩子4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答：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许萌也转发了，心情很复杂：“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你不学就被远远落下。”年初，她“跟风”给程程报了班，每周两次，她觉得一万多块钱还真没白花：“之前只会唱字母歌，简单打招呼，现在都能跟外教聊几句了。幼儿园老师也说他发音很标准，举手发言特别积极。”
相比而言，章明卓比较“佛系”，从来没给女儿测试过词汇量，报班的初衷也只有一个：“尽早接触最地道的英语口语，好生‘磨磨耳朵’。”
事实上，章明卓跟妻子都曾留学美国，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决定把孩子的英语启蒙交给“欧美土著”：“我们考出去的成绩都不差，像我，雅思7.0，但刚到美国时，口语和沟通都有很大问题，算是典型的‘哑巴英语’。”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全面提高，儿童英语教育乘风而起，成为K12基础教育中最受“追捧”的一环，而“在线教育”的模式迅速崛起。大数据监测平台Trustdata新近发布的《2018年中国收费类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在线青少儿英语教育的渗透率从2015年的0.8%增长至2018年的9.1%，4年间提升11倍。随着越来越多家庭认可并采纳这一新型教育模式，在线英语教育在儿童知识获取方式中的比重正急速扩增。
“赢在起跑线”，无数中国家长踮起脚尖，想把孩子托举到更高更远的“起点”上。许萌告诉红星新闻，程程学习的品牌，会在每周一中午12点开放外教预约，为了能抢到“好老师”，她设置了数个闹钟和提醒，还常常因为紧张头天整宿失眠。
精力的消耗不足道，不菲的学费却是真金白银。许萌和章明卓虽然在不同机构购买套餐，但算下来，30分钟左右的一节课，花费均超过
100元。根据36氪研究院发布的《K12在线英语教育用户调研报告》，中国家庭每年在在线英语教育上的平均支出为8300元，即便是年收入6万元以下的家长，也愿意每年在这一项上支出6000元。
“简直不能更爱现在的生活！”
一万多公里外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Marilyn Harper的一天是从凌晨3点半开始的。简单梳洗，打开电脑，做一点课程准备，几分钟后，远在中国的小朋友出现在她的屏幕里。
一年前，她还是当地一所学校的老师，但因为赚得少、加班多，她感觉越来越厌倦。“工资越来越低，每个班的学生人数却越来越多，很多‘冗余’职位，比如秘书、医务室老师，都面临裁员危机。去年一位美术老师离职后，学校没有再招新老师，而是减少了美术课程的排期，这一度让我十分焦虑。”
在一家中国在线外教平台兼职了几个月，Marilyn便辞掉了工作，“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我的教学生涯。”她给自己设置的授课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00-9：00，周末稍短，7：00
-9：00——即预定率最高的“黄金时段”。隔着12-13小时的时差，她的中国学生基本已是晚餐结束。如果当月手头紧，她还会再适当多上一些课，比如下午的19:30至21:00。
外教线下聚会 受访者提供
为了让孩子们注意力更集中，Marilyn准备了一大堆道具——小白板、字母卡、玩具车和毛绒玩偶。教学课件提到小动物，就翻出玩偶来立体演示；涉及到数字，就用吊车升降做加减法。前段时间，Marilyn儿子的漫威头套派上了大用场：有个被父母拧了耳朵的孩子一直哇哇大哭，直到“蜘蛛侠”出来唱歌，才终于破涕为笑。“这也是学来的经验。我有个朋友是音乐老师，经常弹着尤克里里带孩子们唱儿歌，在平台上很受欢迎。”
Marilyn给红星新闻算了笔帐，每节课25分钟，10美元入袋，结束后简单休息5分钟再上下一节，相当于每小时可以赚20美元，“平均每个月2300美元，税后跟我在实体学校赚的差不多。”
最主要的是，可自由支配时间前所未有的丰沛。“每天上完课，我会打扫屋子，饭后午睡2小时，起来烤饼干、做园艺、会会朋友，然后去接孩子们放学。简直不能更爱现在的生活！”
在Marilyn的“安利”下，好几位前同事也开始尝试兼职，“她们一般是教完3-4节课后再去上班，每个月能多赚200-300美元添补家用。唯一的痛苦大概就是过冬天，因为中国没有夏令时，这意味着最冷的季节里我们每天要早起1小时。但只要能克服起床的艰难，这实在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其实，Marilyn和同事们的“厌校”心理由来已久。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分析，直到1990年代中期，美国教师的收入还基本与受过同等教育的其他职业持平。但随着近年来国家预算的成倍削减，特别是经济衰退之后，学校开支和教师工资的近一步压缩，截至2017年末，教师的平均工资降低了18.7%，即便有7.6%的福利优势找补，依然没法挽救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正因为如此，这个素来“体面高尚”的群体，
成为了2018年美国大罢工的中坚力量。
而最早试水在线少儿英语教育的品牌们，也纷纷将目光投注在这个庞大的群体身上，VIPKID联合创始人陈媛告诉红星新闻，“美国有超过500万的K12教师，平均收入一年大概在3-4万美金左右，在美国属于较低收入的人群，他们很愿意去教国外的小朋友学英语，实现教育梦想的同时还能获得一笔收入。”
跨太平洋的“师资迁徙”
中国市场旺盛的外教需求，以及美国社会可观的潜在供给，为众多品牌圈出了一个空间。而直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地域瓶颈，新的教育模式助推着跨太平洋的“师资迁徙”，催生新的就业空间。美国商业杂志《Fast Company》指出，在当下的美国，原本作为公立学校教师“零工”首选的在线教育，已取代开网约车和送货业务，进阶为一种被广泛选择的“职业”。
Ashley Lunsford的教学道具 （受访者提供）
对于29岁的Ashley Lunsford来说，坐在家里教中国孩子英语，不仅仅是能赚钱，更像是在黑暗中遇到了一束光。毕业于朗沃德大学的她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2016年，严重的消化性溃疡将一切彻底摧毁，不得已，她回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父母家。没有工作，没有男友，没有社交，每天的生活就是撸狗和看电视，这让Ashley渐渐变得抑郁消沉。
“得到面试通知的时候超级紧张，拉着我妈妈预演了很久，还在朋友的建议下，专门买了件拉好感的橙色（应聘公司的代表色）T恤。”Ashley告诉红星新闻，一开始她相当焦虑，不知道自己能否胜任老师的角色，但很快，人性化的友好界面就打消了她的顾虑，“它有点像Skype或是FaceTime，屏幕的另一半是一个PowerPoint类型的课件，有大量的卡通和图片，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在上面操作。大多数课程有25张幻灯片，每张幻灯片上还写有老师提示，告诉你该如何教学。几天下来我就上手了。”Ashley说，每天早上看到屏幕对面那些甜蜜的笑脸，一整天都充满了活力，如今，她不但添置了新耳麦和彩色假发，还把“教室”背景墙刷成淡粉色，“给孩子们一个更有趣、更活泼的学习环境。”
今年2月，干了几十年会计工作的Heather White搬到了密苏里州布坎南县一个小镇，但临近退休的年龄让她根本找不到新工作——即便她还有硕士学位。直到朋友给她打开一扇新大门：“现在每天我在家上课，穿着舒服的睡衣裤，还节约了汽油费和置装费。谢天谢地，这使我免于申请破产，还能看到漂亮又可爱的小孩。并且，因为成功推荐了我，朋友得到了100美元的推荐奖励，我们俩都十分开心，专门买酒庆祝了一番。”
正如国内父母乐于分享课程二维码，一旦被扫码，双方均可获得一节免费课程那样，类似的推荐激励政策，已经成为在线少儿英语品牌们普遍使用的推广手段。Marilyn Harper也是它的受益者之一，“今年我已经得到了额外的400美元推荐奖励。”
但比起“网红”，这个金额完全不值一提。Marilyn说，“我认识一个很酷的旅行博主，她用教在线英语的钱支撑了整个南美旅程。那些异域风情的照片很吸引人，很多粉丝使用她的推荐码，最高的一个月，她得到的推荐费甚至超过了授课所得。”
资源池扩容让外教内部竞争加剧
随着越来越多品牌雄心勃勃地进军在线少儿英语市场，如今外教的招募范围早已不拘于美国、或是K12教师。除了“具备TESOL、ESL（教授英语为第二语言）等教学证书”的硬性规定外，各家以微妙的差异化要求，火热扩容着自己的外教资源池。
有的要求“来自北美、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有的则在“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的基础上，把目光放大到全部“英语母语国家”；还有的降低标准，“拥有副学士学位（欧美两年制社区大学或职业技术学院学位）”即可。当然，“学士学位优先”。
相对充盈的资源，使外教的“内部竞争”愈发激烈，用Marilyn Harper的话说，“我的预订量开始下降，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Facebook小组里有人下载了微信，前不久有中国家长向这位教师抱怨，每次想预定他的课，总被提示说他不在。这当然不是真的。我们猜测，这大约是平台在调剂资源，确保新老师能有课上。”
而对于身体欠佳的Ashley来说，还有一个额外的担忧。“有位老师发帖说，因为母亲突然病倒，她不得不临时取消整个周末的课程，等她从医院回来，得知自己被扣了100美元。据说取消课程必须提前24小时，否则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她申诉了很久，包括提供母亲的诊断书等等……我不得不祈祷自己千万别像两年前那样突然会吐血。”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全球经济增势普遍放缓的今天，中国在线少儿英语教育相对优渥的待遇，让不少“老外”趋之若鹜。据提供ESL培训及认证服务的ESL Authority公司创始人Quincy Smith估计，目前中国在线教育公司的数目大约有100家，“尽管韩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家也对在线英语辅导有着强烈的需求，但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市场。”
线上英语教育的规模化和体系化，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线下外教的供给链条。王潇是一家小型外籍教育中介的“猎头”，几年来主要依靠人脉和互相引介，为国内双语幼儿园、语言培训机构物色合适的外教。但王潇告诉红星新闻，这两年来，他发现生意有些不好做了，很多机构会直接去eChinacities、ChinaJobsDaily甚至LinkedIn发招聘，中介角色也几乎被那些有海外背景的大公司垄断，他坦承“我们手里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少”，自己公司物色的新老师大部分都来自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俄罗斯这些非英语母语国家。
无论如何，越来越开放透明的市场，就像漂去渣滓的背景板，温润地承托出不同文化的原色。活跃的数据流穿梭其上，输送着语言技巧和微笑友好，也一点点累积出对彼此国度的向往跟好奇。前不久，Heather阿姨和朋友专门去德州阿灵顿看了一场龙舟比赛，“早晚有一天，我一定要亲眼去中国看看！”
(应受访者要求，许萌和王潇系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