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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意青，1941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并留校任教，后相继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哲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哈佛燕京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19世纪小说、《圣经》文学和加拿大文学。
回望如烟，往事尽沧桑
刘意青是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
但她与英语的结缘却完全是一个偶然。
刘意青出身于学术世家。父亲刘世沐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是研究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名家。母亲中文系毕业，生性文雅，落落大方。尽管父母并没有刻意引导她，但从小耳濡目染的刘意青“念书时一直是语文比数理化好，外语成绩尤其不错”。上世纪50年代，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大多为俄语。刘意青俄语成绩突出，她的老师建议她大学期间继续学习俄语。年轻的刘意青也喜欢苏联电影中那些明快的生活、工作节奏。“我那时受苏联电影《米丘林》的影响，一度想去学习和植物、园艺有关的专业，可考虑到我的数理化成绩中等，只好作罢。”当时英语教学在国内并不受重视，自己又已经学了六年俄语，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刘意青把俄语作为第一志愿，英语作为第二志愿。没有想到，她没有被俄语系录取，而是阴差阳错来到了英语专业。
1959年，刘意青被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录取，而当时的她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只得从头开始学。她回忆道：“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年纪比我们大很多的华侨学生董思远，刚入学时就已经能阅读英文小说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班上同学的水平就是这样参差不齐。”虽然当时英语教学在国内并不受重视，幸而北大西语系有多位学术功底深厚的先生，并且班上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过了约一年的时间，刘意青终于入门了。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刘意青对英语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她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专业学习上，并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要拿出半天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到了夏天有三到四天甚至整个一周都要去海淀郊区割麦子”。除此之外，刚刚上大一的刘意青和同学们还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黄土岗进行劳动锻炼，到北京的密云水库拉沙土……高强度的劳动令大多数同学苦不堪言。
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当时学生普遍营养不良，大部分人出现了身体浮肿的症状。学校因此把教学进度放慢，根据同学们身体浮肿的不同程度划定“级别”。“当时脸部浮肿是一级，还勉强可以去上课；腿部浮肿是二级，就只能在宿舍卧床休息了；到了三级全身浮肿就必须送到学校医院住院治疗了。”因为
学生的身体状况，学校不再要求学生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刘意青便利用那段时间读了很多书，给自己“补课”。刘意青开玩笑说：“这么看来，营养不良和浮肿也不完全是不好的事，难得少了那么多会议和劳动，可以安心学习。”
1964年，刘意青从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从三年级开始，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于是留校担任了教员。她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像现在的学生能有很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基本上就是接受组织分配。其实选择太多，眼花缭乱或不断更换职业，我并不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
求知若渴，三赴留学路
1973年刘意青被公派到英国半年，进行英语教师的专业培训。第一次踏出国门，刘意青在英国特别认真地学习教学方法，并努力提高听说能力。但半年的时间实在太短，想要读更多书的她觉得实在是意犹未尽。
高校恢复统一招生后不久，刘意青承担起更多的教学工作。1981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访学时，刘意青主动申请了该校的硕士项目，在美国攻读了硕士学位。“一到美国我就参加了那个学校的美国文学硕士项目，北大校系并没有打算让我在那里念硕士，但我想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好好念书了，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本来是为期一年的访问，但刘意青又申请了一笔基金延长了半年，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学位，此时刘意青已经40岁。她还一度想过接着在布朗大学念博士，布朗大学也接受了她。但考虑到恢复招生后的北大很需要英文教师，便暂时放弃读博的计划回到国内教书。5年后，她又向学校提出申请去美国念博士。“我前半生很多时间都在劳动，在社会大学中锻造了很久，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把自己的专业水平再提升一下，才能真正胜任北大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在国外的那些年我获得了英美文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对我认识美国社会的帮助真的很大。”
50岁时，刘意青终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从未想过留在美国，而是一心想着赶紧念完回国，也没有在美国游览太多地方，就是一门心思读书。”
刘意青在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纽约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给我的营养，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以压缩饼干的方式，压给了我大量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我
当时没有消化得太好，但是回国后在教学的过程中慢慢稀释、慢慢消化，这段学习经历使我终身受益。”
刘意青在加拿大使馆主持爱丽丝·门罗的研讨会
刘意青在回忆起这段海外经历时语重心长地说：“凡是真正体验过英美国家的生活、深入了解英美国家文化的人，绝不像有些短期留过洋的人那样否定中国的一切。一些早年在英美国家留学归来的老先生就是留学生爱国的很好例子。当他们在国内忍受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迫害时，也很少有人因此做不利国家的事，或说有害国家的话。反而是一些并未亲身体验过海外生活的人，通过一些来自文学作品或影视等的粗浅认识，才会一味崇拜西方所谓‘先进’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还是很有运气，我在国外念书这么多年，北大还依旧接受我回来，使我有机会一直做一名‘北大人’。”
多年的海外学习经历给重新回国执教的刘意青很多新的启发和灵感。“我深刻认识到光让学生流利地说英文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文学教学让学生了解西方人的认识论、了解他们的思辨特点。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儒学和道家思想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近代以来这些思想并未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而西方从15世纪以来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政治、经济、宗教思想都在一直延续着。”刘意青认为中国不能一味学习西方，西方发展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根溯源到几百年前，而中国很多方面发展还不成熟，对传统未能较好地继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并思考的。”
刘意青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西方文化所宣扬的并非一直都是后现代的绝对个人主义，而是一直在强调正直、同情、包容，甚至自我牺牲这些美德。道德的维度在英美文学中有着很深的积淀。18世纪的英国文学就特别强调做人要诚实守信、富有同情心，狄更斯描写了很多社会下层百姓的苦难，宣传同情心和慈善。美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比如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成长过程里每天用13条美德来约束和检讨自己。“所以我们要系统、全面地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他们与我们相类似的商品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学。在我看来，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学者应当勇于承担这样的任务，那就是要彻底厘清蕴含在西方文学中的道德伦理、民主自由，然后思考其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的适用性和可能性。”
传道解惑，课堂上的“刘姥姥”
在北京大学，刘意青被同学们亲切
地称为“刘姥姥”。这位“刘姥姥”不光活跃在燕园，也经常出现在其他高校。
刘意青在课堂上
1992年，时年83岁、已经双目失明的美籍爱尔兰人布里几德·克阿女士来北大看望老朋友刘意青，表达了想让刘意青去延安大学帮助建设外国语学院的希望。此前，克阿女士已经在延安大学志愿任教达五年之久，因为双目失明，她无力再继续教学，却始终放不下延安大学的学生们，想找一个人继续她的事业。刘意青了解以后十分动容，义无反顾地接过这根接力棒，一做就是20年。
在此后的20年里，刘意青数次去延安大学讲学、作报告、办培训班、捐赠图书资料。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英语系支持下，刘意青用了七八年时间，先后为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培养了语言学和文学硕士教师各5名，并帮助他们争取到了硕士点。目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在陕北、乃至陕西省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每次去延安讲学，刘意青都会将延安大学给她的课时费和报告费全部捐给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为学生活动经费，以期为外国语学院的发展尽自己一份薄力。
2008年，一直积极走在国家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工作前列的北京大学，决定派出刘意青赴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并担任学院行政领导。当时刘意青已年近古稀，已经从教学前线退休。她深知西部地区生活条件的艰苦，但还是接受了学校的安排，义无反顾地前往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院长。“我本来计划在石河子工作满三年，却因为冬天在雪地把腿摔坏了，就只在新疆工作了一年半。”即便回到北京休养，她仍然继续履行着作为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职责。“那边学院里面的大事小事还是会找到我，我会尽力地为他们解决。我也希望我在石河子遇到的优秀学生们学业有成后，能够继续为石河子大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刘意青参加2009年在石河子大学召开的两岸三校研讨会
从新疆回到北京后，刘意青本该安享晚年了，但她却闲不下来。怀着对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热忱、对青年教师的成长的关心，她于2012年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老教授调研组”，深入课堂了解教学，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情况。这样的调研督导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因为家住东直门，有时候为了去听早上8点钟的课，我6点就要起床，6点半出发去学校；有时上午、下午要连续听课，中午没有地方休息，我就在理教或者二教的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尽管工作辛苦，但是想到这是自己还能为学生做的事情，刘意青便尽心尽力。
2012年10月，刘意青再一次来到延安大学，这一次她带来了10万资金在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了一个教育奖，用以资助和鼓励在学习和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师生。此前，她曾以父亲的名义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捐资10万元，设立了“刘世沐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2009年，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挂职的她，将对口的工资全部捐出，为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或有突出贡献的学生设立了“刘意青基金”。即便这样，她还感到遗憾：“我靠工资生活，奖金数目有限，不能资助更多学生。”
如今，刘意青出入教室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她对教学事业却是一如既往的热爱。通过多年来的观察体会，对于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她也有自己的担忧：“根据国际上包括美国教师的职业规范，教师是不能在课堂上讲与课程无关的内容的，尤其不能在课堂上发牢骚，课堂不能成为有些人煽动学生的平台。”
而对于目前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她认为现在很多学生的论文写作缺乏新意，尤其缺乏自己的思考：“我见过的很多学生论文写哪个作家就一味说那个作家的好话，而没有自己的批判精神。这些都是年轻学子应该注意纠正的。”
“国内经常有人把博士看得很权威，但是在国外博士只是研究某门专业学科的开始，也不会像国内要求念书时一定要发表论文。像我们目前这样要求，学生就把宝贵的读书时间都花在绞尽脑汁写那些不成熟的文章，还要找门路甚至花钱去发表。”她认为做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不应该急于以写论文和发表论文为目标，要先踏实地多读一些书，然后再写文章，绝不能生搬硬套。“我们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引导学生读书积累知识上，而不是试图使学生达到现有水平无法企及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