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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满清入关以后，满族皇帝便时常以“天朝上国”的角度观察世界，所以清朝的
闭关锁国是大势所趋。
实际上，满清固守自封的命运并非注定，上天曾给予封建的东方古国崛起的机会。乾隆年间，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向乾隆帝提出两国通商。遗憾的是，在当时没有一位朝臣能够看出东西方互通商贸意味着什么，所以马戛尔尼在大臣们的鄙夷声中悻悻而归。
在临走之前，马戛尔尼对大清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中国在此前的一个半世纪里，从未出现过进步和改善。东方文明并没有前进的趋势，反而倒退了。当欧洲已经开始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齐头并进时，曾在各个领域领先全球的中国人正在沦为半野蛮人。最终，东方古国将会回到贫穷与野蛮的社会状态。”
虽然，这句话尖锐且刺耳，但历史证明马戛尔尼所言非虚。
仅五十年后，英国人凭借船坚炮利打赢了鸦片战争，用暴力手段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虽然马戛尔尼没能将欧洲的商品和文化送往中国，但战争却使资本和货物像水一样灌入东方。伴随着强制性的经济、文化输入，英语成了当时中国政商人士不得不学习的一门语言。即便是皇帝，也不得不被迫学习来自“蛮夷”之地的欧洲话。
那么，清朝总共有多少皇帝学习过外语呢？
三位。
第一位是亲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帝；
第二位是被慈禧钳制一生的光绪皇帝；
最后一位则是清统的最后一位统治者清逊帝溥仪。
康熙皇帝之所以学习英语，是因为他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意识到精通外语的人才的重要性。在这起政治事件结束后，康熙帝设立了“内阁俄罗斯文馆”，该机构主要为八旗子弟教授俄罗斯语言，以培养翻译型人才。
到了雍正年间，又开设了培养拉丁语人才的“西洋馆”。不过，这些最早的外语培训机构水平相当有限。以一部当时的外语教材《华夷译语》为例，其中，便收录了许多令今人啼笑皆非的教学内容。
例如：“Don‘t answer at random”这句外语，在书中的注音竟然是“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音标”这一概念，所以这些官办机构所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水平相当堪忧。
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康熙的后人光绪学习
外语时就已聪明得多了。
我们知道，光绪深受维新人士的影响，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堪称满族皇帝之最。光绪给自己定下的要求就比较高了，每天凌晨四点光绪起床后便会开始上英语课。
或许是因为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往，光绪对英语学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光绪最擅长的，就是阅读和写作。不过，苦于当时清国人的口语水平普遍低下，所以光绪在口语方面的学习差强人意。光绪在位期间，每年都会使用英语创作新年贺词，赠予各国公使。在光绪的努力下，朝廷很快便刮起了一阵学习英语的风向。
1917年，张勋统领五千兵马拥护溥仪复位。虽然这场复辟很快便被弹压了，但清逊帝溥仪的教育问题却得到当局足够的重视。李经迈（李鸿章之子）向名存实亡的小朝廷保举了苏格兰人庄士敦，由他来担任溥仪的英语老师。溥仪学习英语的第一年，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单词和简单的口语，所使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
后来，溥仪已能读一些浅显的外文书籍，如：《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等。溥仪在学习英语的方面颇有天赋，后来已可使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在现存的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1945年东京审判期间，溥仪能够对法官的英文问题对答如流，并不需要外人转译。
说完了皇帝学习英语的情况，我们再来聊聊官员。
第一个接触英语的清朝官员，便是“正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早在虎门销烟之前，林则徐就已意识到科技是改变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林则徐开始“采访夷情”，收集那些外国人出版的刊物和报纸。在当时，懂得英文的人不多，且地位比较低下。林则徐将这些特殊人才网罗到行辕，让他们帮助自己完成转译工作。
林则徐五十五岁那年，开始自学英语。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音标这种标注，所以林则徐学习英语的方式十分落后。林则徐开始学英语以后，最先掌握的单词是每年的十二个月份，常用的专有名词、量词、数词和各种单位。为了便于记忆，林则徐在每个英文单词的后面加上中文注音。如“CHINA”一词，林则徐便会在后面标记“柴诺”。
到了清末，皇权已经名存实亡，汉族地主阶级掌握了实权。李鸿章虽然背负了丧权辱国的骂名，但他仍是实打实的“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比较有意思的是，李鸿章虽然是晚清外交第一人，但他却并不会英语。李鸿藻每次出使外国，都要“临时抱佛脚”，学习几句打招呼的客套话，现学现卖。
因为李鸿章的身边通常会配备翻译人员，所以倒也不至于无法应酬。某次，出使沙俄时，李鸿章照旧聘请了翻译，想要像以前一样临时抱佛脚，学几句俄语充数。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俄汉发音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便是简单的寒暄语也没法在短时间内学会。李鸿章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那就是将俄语的客套话记在扇子上。
如：“杀鸡切细”，说的就是“Садитесь”，请坐的意思；“四包锡箔”说的是Спасибо，谢谢的意思。李鸿章把诸如此类的音译都记在扇子上，用来与沙俄方面的外交官打招呼，虽说，方法比较粗陋，但效果却比较显著。
据说，在二战期间的雅尔塔会议中，丘吉尔就采用了和李鸿章如出一辙的方式，与斯大林打招呼。不过，或许是丘吉尔的发音有问题，他所说的“俄语”竟让斯大林听不懂，结果闹出了大笑话。最后，还是苏联的翻译官巧妙地化解了尴尬，他对丘吉尔说道：“首相先生，您所说的英语为何我有些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二儿子曾纪泽学习英语时，也采用了这种使用汉语标注的路子。根据《翁文恭公日记》的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没有音标这种科学的标注方式，所以曾纪泽学习的英语仍差强人意。美国人评价曾纪泽的发音时，称他说的口语虽然流利，但根本不合文法。
除了皇帝和官员之外，在当时还有一类群体加入到英语的学习中去，他们就是商人。现如今，当中国的孩子们还在以“How do you do”打着招呼时，美国人早已使用“Long time to see”这样
“时髦”的对白进行寒暄。传统的“古典雅言”在海外已经逐渐过时，但在中国却仍是一种流行。实际上，这种语言风格上的落后，最早可追溯到晚清时期中国商人的外语口语。
当时的中国，缺乏擅长商贸英语的专业型人才。为了尽快捞到外贸的第一桶金，也为了尽快跻身上流社会，晚清商人们不得不自学英语，以便与来自天南海北的洋人进行交流。还是因为没有音标的缘故，当时的中国商人口语十分蹩脚，加上他们的发音中经常夹杂地方口音，以至于，每个中国商人说出的英语都像是混合语一样（与现下日本人说英语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为当时的外贸机构大多云集于洋泾浜一带，所以当时的外国人将这种面目全非的口语称作“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英语，简而言之就是“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文法出之也。”倘若现代人听到洋泾浜英语，大抵会一头雾水。按照“洋泾浜英语”的套路，rice这个单词的发音是lice，而fish的发音则是fis，hace为hab。或许这样说有失直观，我们不妨举例说明。
当时，有一位外国先生去拜访两名中国女士，女士家的仆人则用洋泾浜英语回答道：“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 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makee walkee，walkee.”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两位女士您现在都没法见到，年纪比较大的那一位在沐浴，而年纪比较小的那一位正在外面逛街。别看说起来比较搞笑，但“洋泾浜英文”在当时也算一种上乘语言，绝非下里巴人的专属。
董桥说过这样一桩逸闻，当年他与一位老上海喝下午茶时，听到邻桌有人吹嘘道：“我懂洋泾浜英文。”
老上海听罢，不屑一顾道：“这样的人也配？”
由此可见，在当时洋泾浜英文绝对是一种上流语言了。
参考资料：
【《华夷译语》、《洋泾浜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