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我在《钱锺书与陈寅恪：两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1]一文中，曾经从钱锺书的诗学思想与批评实践中，发现他有一种范式意义的成果，即他从不自觉到自觉，或隐或显地反对陈寅恪提出来的“以诗证史”方法，且有系统地标举诗学“别是一家”的大论述。其实任何一种将丰富的现象抽象为某种“范式”的工作，尽管有着简洁有力的解释效力，然而也难免有简化、粗略之嫌。本文的目的之一即是试图校正前文易形成的过简印象，即似乎钱锺书只承认诗歌本身的纯文学研究，并不认同诗歌考据，不承认诗（文学）与历史之关系。其实钱锺书不仅在诗歌研究中颇有特色地运用文献考据方法，甚至也有十分独特的“以诗证史”的学术工作。只不过,他这种以诗证史的方法具有与陈寅恪不同的学术性格。在这篇文章里，我试图以《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2]（以下省称《汉译》）为中心，讨论其中所包含的以诗带史、诗史互证内容，以补充论“范式”一文所忽略的另一种“史文蜕嬗”[3]方法及有关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一
钱锺书此文的选题极有意味。作者有些像那类有经验的考古学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慧眼独具地发现了一件文物，即中国外交家赠给美国诗人郎费罗的一桢诗扇。当时的中国文官向外国客人送扇虽是常事[4]，然而此扇却是在“比较文化史”或“近代中西文学翻译史”上，具有充足价值的一件“诗歌文物”[5]。他将这件诗扇从博物馆中解放出来，还原而为历史有机体中活生生的人、事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悲喜剧。其实，透过一件诗歌文物的命运，折射出历史生活的面影、历史人物的活动，这本身已经是最大、最直观的“以诗证史”的证据了。由此可见，说钱锺书不主张“诗可以史”过于绝对。
不必论他是不是模仿了二十世纪新古史的两重证据研究法，就说他拿近代文物与文化来相互释证，毕竟也开启了比较诗学中影响研究的新可能性。这种史学与诗学之间的挪移，已经肯定地表明了诗与史之间的真实关系。但是更值得细省的是作者的方法和学术风格。
从考证风格上看，作者透过诗扇而展开的学术考证工作，显得学域多方、经纬纵横，是一种触处生春的学术探秘和思想旅行。如何“命名”这一研究，暂且不论，首先我们注意到，按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他的考证方法实际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文献考证的笺释方法，二是人物群体考证的史学方法。前者主要笺解释证了《蕉轩随录》和《舟行纪略》中各一段文献，而后者主要考释了以董恂为中心的外交官群体。为了便于分析，现将他在文中所证之史实，分别列举如下：
（一）从最早记录《人生颂》译事的文献，即方濬师《蕉轩随录》（1872）的有关材料中，作者钩索出以下史实：
1. 早期文学翻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人学习西方，而竟是为了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
2. 有关西方的地理、国名等基本知识方面严重欠缺、混淆。
3. 中国文化的包袱太重，正统文人往往有意无意地以外语为“鸟语”（蛮语、夷语
（二）从《人生颂》第二译者（即将汉语散文译成格律诗）董恂的身份（相当于外交部当家副部长），引申考察了他周围的外交官，即那些有机会成为比较文学“媒介者”的出洋公使，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交流群体”的研究。这个群体的文化心态和素质如何呢？钱锺书深入发掘了当时的出洋共通心态：
1.出使是苦。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公使随员，都认同这是“极苦差事”。
2. 看洋画。由于语言不通，出使者基本上不能交流，只能到处看看西洋画而已。
3. 出使的文化人，即文化交流的"媒介者”，竟对西洋文学完全不感兴趣。
4. 出使者对于外国文化情况的介绍，是官本位传统的出洋表现。
5. 出洋之人的人文见识稚嫩。比如认为《格利佛游记》是“人类学资料”等。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可以提炼出钱锺书以诗证史的几项特点：
第一，作者并不注重某一具体时空中的特定人事，或者说，作者的考证并不是以完整的事件为重心的，而是多角度多侧面挖掘时代的精神氛围，不是故事式的，而是散文式的。因而他的成果并不像一般所谓专题史或史案，而有一种“史学/文学场”的感觉。这就要求他超出比较文学的范围，从多方面着笔。譬如，既从制度上考察岀当时的同文馆等官办教育文化建制中包含的理念，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功利态度，是不利于真正学习西方的；又从民间的方言馆来看学习西方语言遭到社会精英的讥刺（更进一步以诗证史：与汉译《人生颂》同时代，吴仰贤的竹枝词，讽刺教外语的上海方言馆：“生男要学鲜卑语，识得钩辀格磔声”），这就是考出精英传统和社会建制对于外来新知的双重抵拒[6]。从这种扭曲与排抑中，进来的新知必然是资讯不完整的、变形的。钱锺书从译者董恂误会郎费罗的国籍，引申到：“这笔糊涂帐也多少表示，当时讲洋务的人对西洋的地理观念都还含混不清”，譬如将英、吉、利误认为三个国家，将意大利、英吉利、瑞典，又误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这只是文化精英的认知缺陷，那么，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公使随员，对于“出使”这件事情，普遍存在一种投荒贬远、凶多吉少、晦气叹苦的心态，这就充分描写出了整个时代闭关锁国的内向保守性格。又如当时有最多机会参与文化搭桥牵线作用的公使、参赞、随员等，大都不通外语，造成的结果是通过出洋来学习西方，成为一场空梦。作者没有停留在这个现象的描述中，而是追到文化背景，拈出一个悠久的雅言崇尚的思想传统。从《周礼》、《后汉书》到宋徽宗有名的《燕山亭》词，一直到黄遵宪的时代，正统文人往往有意无意地以外语为“鸟语”（蛮语、夷语），贬低一切外来语。这个传统似乎又是与汉族文化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理念、传统与时人的心态就可以一气连贯，相互释证，达到了一种生动丰富的“历史/文学场”的理解[7]。
第二，作者重视透过现象，观察时代思想的最深的“空气”，不仅对于时代文化生活与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有较深入的揭示，而且对其中思想史的复杂意蕴，也有一种较客观冷静的理解。譬如，一般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文学上的最早接触，自然是为了解对方，但是这样去想中外早期接受就会闹笑话。当时翻译《人生颂》的目的，至少在方濬师等文人精英的时代语境中，并不是为了了解西方，更不是传播西方文学的好东西，而是为了表现中国诗文的精彩，为了所谓“同文远披”，引诱和鼓励外国人来学习中国语文。在这段文献中，钱锺书所忽略的一条有关《论语》早期（道光间）传播史的记载，也较重要，不仅记载了中国经典的西渐史，而且表明当时国人对于诗歌辞章的骄傲，将诗文看作与经史同样的地位，同样可以达到使外邦文明化的功能。
作者透过其中的戏剧性因素，即送的人将诗扇当钓饵，而收的人往往以为是进贡——从中突显出中国旧文化人的可笑自大，方氏所代表的观点当然足够表明当时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格，但是钱锺书并不止于此，而是由方濬师同时又是一个积极学习西方政法等思想的重要人物，更引出思想史的另一重大事实：同治间知识界主流的观念是：该变的尽量变，不该变的尽量不变。即一方面尽量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法、科技（方氏删校《万国公法》，即对政法科技西学的另案办理），另一方面保持文学、道德哲学等中国学问的高妙。这是稍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史“空气”。应该说，这样的描述是相当还原为历史真实的。作者对当时这种空气，又引西方两种文化的说法，来加以印证，这就不是简单停留在批判自大狂上，而是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又譬如，关于贬低外来语言为鸟语的传统，作者一方面批评了其中的汉语中心主义，另一方面实际上又消解了此种批判:在海通未开的时代，西方文化是视其他民族为野蛮民族，将一切野蛮民族语言都视为不可理解的“鸟语”的。潜在的意思即语言歧视不必作为汉语或汉文化中心主义来大加讥责。钱锺书的冷静、平实与博识使他在这里避免了一种简单的中西不同二元论陷阱。
二
第三，作者着笔于晚清民初的近代社会，却并不是书斋式的为考证而考证，其实在字里行间，也藏着他对于现代中国文化交流现象微讽的一笑[8]。表明这是借古喻今的学术文本。正如海登·怀特（HydenWhite,1928—）说:“历史永远不应被解读为它们所报导的事件之明确符号,而是一种’象征性的结构’、'延伸性的比喻’，把它们所报导的事件连结至我们在文艺文化（literaryculture）中所熟悉的形式。”[9]作者所制作的这个“文学场”，正是这样的活生生的比喻文本和象征结构，具有穿越时空的阐释力量。
《汉译》中最精彩、最有史识的一个见解，即关于文坛官本位和文学冷漠症的揭示。这两者是相互联系的。所谓文坛官本位，即文中所揭示的这样一个事实：李凤苞，这个带领马建忠、严复等一流“官生”出洋的“监督”，他的《使德日记》，居然是历来中国著作中提到大诗人歌德的第一次，也是当时中国驻西洋外交官著作中详述所在国的大诗人的唯一的一次，可是，这珍贵之极的“比较文学”文献，剥开来看，其实只不过是官官相亲：“现任的中国官通过新死的美国官（歌德的英译者美耶·台勒），而得知上代的德国官（歌德曾居'相’位）”而已，说穿了不过是“纱帽底下好题诗”这样一个古语在早期比较文学中的表现罢了。
作者这样冷静地揭示，是将一般比较文学史上所谓影响研究的表面现象，用力撕开来看，这就是单纯的文学研究，以及单纯重视史实的研究皆不能具有的锐利的眼光。他的笔端眼底，不仅有现代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的精神面影在晃动[10]，而且由于看得真切，也切准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交流脉动。
所以，也就不奇怪在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不是由于国族地位的低下，也不是由于落后，而是由于语言的困难、观念的自大以及官本位的障眼等,存在着严重的重功利、重技术、重实务、重物质的文学冷漠症。“他们勤勉地采访了西洋的政治、军事、工业、教育、法制、宗教，欣奋地观看了西洋的古迹、美术、杂耍、戏剧、动物园里的奇禽怪兽。——只有西洋文学，作家和作品、新闻和掌故，似乎未引起他们的飘瞥的注意和淡漠的兴趣。他们看戏，也像看马戏、魔术把戏那样，只'热闹热闹眼睛’（《儿女英雄传》三十八回），并不当作文艺来观赏。”他们宁可将眼球投向“狎妓的卫生设施”、“时髦妇女的各种假发”，也对文学“连捡起一点儿道听途说的好奇心都没有”[11]。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仅盯着文学
一隅，而是扩及整个二十世纪学习西方的文化交流史，可以发现，尽管也翻译了不少西方典籍，骨子里轻视人文、轻视精神文化的空气，并未有太大的改变。“热闹热闹眼睛”的新传统，只不过是以新的形式不断表现罢了。比如走马灯式的新观念引入中国，却很快像过气的时装一样被弃；那些多年留学西方的学者，反不如在国内的学人更了解西学的真谛，正如“桐城谬种”的林琴南反胜过光绪的英文老师张德彝；以及新出洋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头头是道，却可以绝口不谈文学，'‘简直一谈文学，舌头上要生碗大疔疮似的”；以及国人以看杂耍变魔术的心态看西方，等等，读及此，看看二十世纪的现象，都会有会心一笑。为什么中国人不大重视西方的文学？钱锺书认为真正原因并不是中国人自身的文学已经好得很了，在一条注中，他语含微讽地指出：有诗集的人不一定就是“诗人”；中国文人的评选诗文多半是社交作用,而不是文艺活动，这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总是在乎他的身份，总是向往着热闹场面，这都是同样的微至之论。钱锺书论近代文学冷漠症，不将他归于救亡之类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将其视为中国文人真正的精神学问不发达，以及假装的文化生活的繁荣，也不免会令人想到陈寅恪先生的有关“虚理输入”的名论：“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远逊泰西也。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而乏精深广大之思“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陈寅恪更极言之：“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12]钱锺书的以诗证史，虽然风格与陈不同，但是学术旨趣与大识见，仍有深刻的相通。
三
钱鍾书这篇名文,还应留心他的文体。整篇文章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常见的学术八股文任何分章分节，而且融史论、文献学、细读批评、比较文学、译学、思想史案，以及小说笔法、诗话为一炉。在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的工作中，似乎再也没有谁更比钱僚书更注
重学术的文体了。他深深懂得，学术文本的形式，并不是简单的修辞学手段或写作的技艺，而是对于内容本身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重要事情。
我们的学术论著往往缺少丰实的细节。要么是像社会科学那样堆集着一些表格和统计，要么是逻辑构架的横平竖直，要么是论点、论据、论证的机械运行。在钱锺书看来，历史不是教科书式的抽象，而是由生动的细节造成的。《汉译》虽是学术论文，却一如优秀的史著那样充满了丰富的细节，以及细节与细节之间生动机智的联系。而诗与诗话、野史笔记，恰可以作为有效复原历史细节的材料。譬如，他本来可以概括当时岀洋者外语不行的事实，因为这毕竟是人所周知的，但是作者反复引证各种材料，譬如王韬在英国的《目疾》诗：“口耳俱穷唯侍目，喑聋已备虑兼盲”(王韬自注：“来此不解方言”)，以及黄遵宪的《海行杂感》绝句：“欲凭鸟语时通讯，又恐华言汝未知”，不仅传达当时语言不通的心态与焦虑，更引出华夷之辨的语言传统,作者还嫌不够，又补充了在“回避洋人”的翁同穌眼里看来，曾纪泽与前来拜年的外国使节用“夷语”交谈时，那样一种“嗯啾不已”的可笑场景。这就十分生动传达出了历史的现场感。又如有一条脚注，用了大量诗歌引文，列举出当时诗人将大量的外国字的译音嵌进诗里，如密思(miss)、魁阴(queen)、道掰(dog).符头孤列勿(photo-graph)等,似乎造成一种新风气，实则顶多只是巧思而已，充满了中国传统文人擅胜的文字游戏打油诗意味。这样的细节使我们感觉到当时人的声口宛然的同时，又耐人寻味地隐含了微讽的意思。丰厚的细节证据，不仅具有充分的可读性，而且有留白的寓言性,这是更深层次的史学的文学化意味。
《汉译》中史与诗的转义与相通，可与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引为同调。十分重视历史书写的风格与形式的海登?怀特曾认为每个史家在呈现和解释史料时，都承受着深层的历史意识即历史想象所决定，包括历史思想的提炼、诗性寓意的表达,也包括历史书写的形式即史家诠释的策略模式。比如，关于法国大革命，马克思、托克维尔、柏克以及米西列，就各有其不同的策略模式。怀特将诠释模式区分为三种，即情节编织（美学层面）、议论（认知层面）与意识形态（伦理层面）。三种模式又各有其不同的类型。怀特的启发性，一是从形式着手，去发现和解放史学文本的活力与想象，另一是开启历史书写对于历史本身的叙事多元性[13]。这两方面，其实在钱锺书的《汉译》中早有充分的实践。
谈到历史书写对于历史本身的叙事多元性，引我们进一步思索的叙事新空间是，《汉译》的叙事主角毕竟只是晚清中国人的西方文化想象,如果换一种叙事，或者叙事主角变成中国文化（包含中国诗歌等精英文学）如何承受来自西方的冲击而变化自身气质呢？像王国维与吴宓所做的那样，将接受的立场，放在中国文学自身，变讥刺喜剧而为正剧，会不会看出作者钱锺书自身也有着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内隐视角？在细心读解中，我们已经发现《汉译》其实更有另外一个隐含的叙事声音，类似于戏剧中的旁白、小说中的全知视角、音乐中的多声部，即在讽剌喜剧的叙事之外，一种“话又说回来”式的客观主义和书生精神，执意要与启蒙意识形态的主流声音唱一点小小的反调。譬如，在谈及上述“文坛官本位”时，钱锺书加了一条脚注：“也就是蒲伯名句所嘲讽的，一般评论很势利，听说是大官贵人的手笔，歪诗立即变成杰作。”这样就消解了正文中对中国传统官本位的批判锋芒，将所谓“文化的劣根性”，变而为人类的劣根性了。又譬如前述为“中体西用”说好话，他认为中国士人将“体”与“用”分开，“这种区别对待的文化模式并不独特，例如西方中世纪有并立和对立的’双重真理'——’来自启示的真理'和’得自推理的真理'，现代也有所谓’两种文化'——'科学家的文化’和'人文学家的文化'"。所有这些以及前述关于“鸟语”的中西合璧现象，都表明：钱锺书的渊博使他消解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话语，而具有了真正超越现代启蒙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这就是另一种视角，即世界主义的全知全能视角，为单一的启蒙式叙事留下了可以校正的余地。这就是文本的隐蔽和含蓄的意味，同时也是文本的多层次性和矛盾性。
在严复们的时代,有没有可能存在着从中寻回中国文化自信心的历史资源？这都是超出了这篇论文的范围。无论如何，《汉译》一文的精彩,不仅在于他几乎是一大寓言，深义在于直指近代中国人精神学问之不发达，完全与陈寅恪等椁鼓相应，而且在于松开了史学之绑，解放了想象力，以考据还治考据之身，冲击了传统考据学的旧秩序，已经达到以辞章通于考据义理之学。我们常常在文学与非文学、考据与非考据、理论与经验之间矛盾徘徊，争论不已，其实，《汉译》的精彩，恰恰在于从非文学中得到文学性,从经验中得到理论性，始于考据之游戏，终于思想之欣悦。此种“作者”式的学术书写文本，又绝非后现代之花蝴蝶，而具有与陈寅恪不同的现代主义文化性格，然而同样具有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典范意义[14]。本文也进一步证明了，从学术史了解钱锺书，与从钱锺书了解中国学术与文学，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注释
[1]《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2期。
[ 2]钱锺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下引此书，不另注。
[3]“史文蜕嬗”是陈寅恪的用语。他从中国传统学术的立场，看出史与文的相互转化。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5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4]1878年恭亲王陪同英国格兰特将军参观同文馆，学生代表即诵欢迎辞并赠精美扇子一把。见丁韪良《同文馆记》（中），《中国出版史料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
[5]关于这桢诗扇的最近状况，可参贺卫方《〈人生颂〉诗扇亲历记》，《法边馀墨》，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一直到现在，学术界还是停留在一个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即外国人翻译的《人生颂》（1865）不算是中国近代汉译英诗的第一首，而只能以1871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为开端，甚至有人只以严复1899年《天演论》译本中蒲柏的长诗《原人篇》（AnEssayonMan）的片断和丁尼生的长诗《尤利西斯》（Ulysses）的一节为译诗之开端。参见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第133页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以及屠国元《英国早期诗歌翻译在中国》，《文学终点》网站，2003年6月6日。这种观点，忽视了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文化行为。钱锺书大概不愿纠缠在这种刻板的学科形式主义中，所以他用了这样的论题，同时不忘在结尾对此种学科情结加以讽刺。
[6]似还可以引王韬在咸丰初年的一段话证明：“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语言者，能识英人文字者，当局者深恶而病疾，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而其人亦类多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于泰西之政事得失、制度沿革，毫不关心，即有一二从其游者,类皆役于疾寒，仰其鼻息，鲜有远虑足备顾问。”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懂外语者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佣书之类人。参见朱维铮编《弢园文新编》，“洋务”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7]这里借用了布迪厄关于“文学场”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布氏的原意是强调文学艺术的生产在现代社会的区分、自主以及与社会权力场的关系。用在文学史书写上,往往用来描述一种超越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作者与读者、形式与内容等两元对立，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力量作用和矛盾变化的历史/结构的文本空间。《汉译》所企图揭示的正是这样一种空间。钱锺书在此文的最后，表达他写作的旨趣之一,即戳破某种独立的文学学科、独立于历史实践的文学理论，只不过是虚假的幻象,与布氏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参见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局，2001年出版。
[8]据作者题记，《汉译》最初以英文发表于1947年，那时他的关注问题正是《围城》里知识人的精神心态。
[9]《作为文学技艺的历史文本》，载《论述的转义》。这里是李鑑慧的译文。见《知者无罪：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五十二期,2003年。
[10]陈寅恪批评学术现状：“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参见《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岀版社,1981年出版。与陈寅恪所论相通。
[11]学界也有人注意到“为什么文学翻译来得晚”（二十世纪初翻译文学迅速繁荣）这一现象，解释为“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文学自我优越感的作祟”。当然有解释效力，但过于笼统，没有看到前者中的功利主义短视和后者的精神文化的虚脱，更没有看到生动的“文学场”。参见郭延礼《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第124—12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岀版。
[12]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9一1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1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有关怀特及新历史主义叙事学的讨论，参看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一从科学的现代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甘,2003年出版；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台北：巨流出版社，2000年岀版。李 鑑慧《知者无罪：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52期,2003年。以及北大新青年网站的新历史主义专题。
[14]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方向，一是如何将传统与新知相结合，在西学的冲击下重认本土生机，二是如何在现代学科分化的格局中，如何重新突破学科自身的再封建化再殖民化，回复自然气机。参见拙文《重建中国文学的思想世界如何可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6期。
（本文原载《思想与文化》2004年卷）
胡晓明 | 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