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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许进现在可能是中国最有名的“英语学习批评者”。
继去年两会建议“取消英文中小学主科地位”之后，许进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又有了新提法：“90%以上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用不上英语”，“为什么要让大家花费时间去学一门工具性的知识呢，有点得不偿失，不如把这个时间教孩子去学习音体美”。
谁是那10%应该学英语的？
从某种程度上，许进委员没有说错，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中国社会长期忽视孩子音体美的教育，以至于培养出了一大批综合素质欠缺的“做题家”。尤其置于当下“双减”的大趋势下，音体美的重要性更凸显了出来。
问题是，重视音体美是否要以弱化英语教育为前提呢？两者不可以共存么？
没错，孩子的时间终究是有限的，加强某个学科的时间权重，自然意味着花在其他学科的时间会相对减少，但为什么一定是英语呢？当然，也并不是说英语的学习时间不能调整，但这终究和“弱化英语教育”不是一回事。
这几年，社会上不时出现一种轻视英语教育的言论，甚至有比较极致的建议就是：取消中小学英语教育。
这种言论的迷惑性在于，它并不都是谬论，有一些话似乎很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感知，比如这句：90%以上的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用不上英语。
对于90%这个印象流的数据，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真正与英文完全挂钩的
工作的确是少数，但英文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很多“润物细无声”的存在，比如看进口电影
、看英美剧、出国旅游（不能因为疫情来了就忘了这件事啊）、甚至看进口商品的说明书等等……这在我们的生活中恐怕非但不是小概率事件，还是日常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90%是有根据的，同样不能推导出英文学习不重要。为什么？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就是无限的可能性，而这种说法有可能在消弭一些可能性。
在每个孩子成年之前，我们怎么判断出他会不会去从事那10%
和英文有关的工作呢？难道我们要强制规定只有10%的孩子多学英文，其他孩子不学或少学，如果是，那么，谁掌握这个最终裁定权呢？
一个潜在的道德风险在于，如果大多数人都不学英文，那么少数英文熟练的人将由此在外向型的就业市场或留学市场变得更有竞争性，更有溢价能力。那么，规定中小学少学或不学英文，是否人为地制造了社会不公？英文不是一种稀缺品，学习英文也不是一种特权。
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只有10%或更少的孩子最终出国留学，但所有的孩子想要的话，应该可以拥有这个梦想，以及支撑这个梦想的可能性——在学校学习英文。
孩子的人生只能由他与他的家庭共同决定，而不是按照概率的大小被提前规划，后者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遗存，试图用某种比例来计划人生的可能性。
超越工具，英语是和世界沟通的桥梁
这样的讨论还基本限于以下的逻辑之中：将英文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
而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之内，英文除了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象征性的社会标尺。
所谓社会标尺，就是每当中国人心灵开放，对外部世界充满求知欲、好奇心与连接感时，中国社会就会处于某种英文热之中，或是一个“英文学习友好型”社会；每当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丧失好奇心、持有戒心时，英文学习往往就成了一种被率先针对的“无用工具”。
以我粗浅的观察而言，即使经历了这几年的各种变迁，我身边的中国孩子和家长们仍然对这个世界抱有巨大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将自己视作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和英文说再见呢？
给我们的孩子一个继续亲近世界的机会，这是每个成年人的责任。因为他们的未来就蕴含于世界当中。
许进委员曾经写过一些书，讲述自己祖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许德珩先生的故事。许德珩的求学之路或许是完美的，他6岁随长兄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打下国学基础；他16岁的时候（光绪三十二年），就在九江县城向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习英语了，因为无力在城里食宿，每天学英语往返要徒步20公里。
这就是“亲近世界”的努力。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有很多人像许
德珩一样，通过学习英语了解世界，也让中国融入了世界。
张明扬系历史作家，著有《此史有关风与月》《天命与剑》《非常之人》《纸上谈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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