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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秀才君秀才收录于题目#秀才评论118#教育6
学者简介：吴果，四川乐至人，美国阿勒格尼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和西南少数民族政治学术话语建构过程。本文原标题为《中国英语学习的碎片化问题》。
前段时间，一位在国内某大学任教的朋友向我表达了他对大学生实用英语能力的关注。他说有些通过六级考试的学生连完整的自我陈述都写不出来。我说，这可能是我也反映过的英语学习中的“碎片化”和“话题化”问题。
其实两年前，一个准备考研的年轻朋友把他的英语学习资料拍下来发给了我。令我惊讶的是，这份教程材料中充满了用中文表达的非常抽象的英语语法术语，不断要求学习者记住这些术语，然后填空选择，目的是得到“正确”的答案。有很多术语，不好意思说，我是英语专业的，在美国生活了20年，不间断读英语写英语的人听不懂。
这种教学最大的问题不仅是忽视了语言作为交流工具和知识思想载体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使学习者无法真实完整地感受到一篇课文的意义和魅力。即使你能读到下一篇完整的文章，目的也是在无形的精神压力下，以碎片化的方式尽快得到问题的“答案”，当你需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得不到一个语义连贯、逻辑清晰的段落。
而编者王元芳(1897-1980)，《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林雪出版社，2006年版)，虽然对胡适的提及和关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之死的历史细节并不准确或有待商榷，但对民国英语学习的提及引起了我的兴趣。
《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林雪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1913年王元芳17岁时，他和叔叔王梦走一起去上海经营书店。后来，他不仅参与编辑和书店管理，还在1936年后独立从事翻译工作，此后翻译了9种文学作品。在书中，他这样断断续续地描述了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
“我在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夜校学了四年英语，1918年后我就不再上夜校了。不过，我还是坚持自学。有时看《大陆报》等英文日报，有时买英文《林肯传》、《佛兰克林传》和神话、童话、小说自学。”(第50页)
和“1926年1月15日。我今天在商务印书馆买了一些英语书。一个是房龙的《上古的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英语学习不受各种“考试”控制和扭曲的时代，王元芳老师的经历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正常、正确的学习方法。王老师没有在所谓的童年黄金时期学习英语的经验。他应该在17岁到达上海后才开始学习英语。然而，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年夜校打下基础词汇和语法基础后，他开始积极自学。自习学院的方法是直接进入英文原版的报纸、小说、传记和各种著述，完全阅读，无利可图。也就是说，一旦他突破了基础词汇的语法瓶颈，他对英语的进一步掌握就是通过完整而广泛的阅读来实现的。这个阅读过程不仅学习语言，还学习作者的书面表达和组织，以及思想的表达。
亚东图书馆编辑部同事合影(前排左：王、王乃刚、张锡禄、后排：张志进、张、周道谋)
按照现在的学习方法，假设王元芳要考研，他可能没有精力和时间真正沉浸在英语经典作品的文本和它们连贯的风格中。很有可能他只能像前一个例子一样努力做题，读抽象枯燥的语法术语，最后的成绩很有可能像另一个例子一样通过六级，但是他写不出完整的个人陈述。这是因为在长期的解题过程中，学习者会逐渐失去对语言完整性和表现力的把握。
那个时代人们的英语学习并没有受到练习和考试的偏见。因此，他们不仅完全掌握了语言本身并有效地将其用于交流，而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涉猎了许多外语。正如王元芳所写，陈独秀在狱中“最后，他开始学习德语。他以前会日语、英语和法语。”(第165页)1934年9月22日，陈独秀在给亚东图书馆的信中用法文写下了《世界地理新词典》的书名，并说：“如果有英文译本，那就更好了。”(第167页)外语似乎从来不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头疼的事。
江宁区法院候审室前的陈独秀(右)和彭树志
换个角度，真正掌握汉语的美国人是怎么学的？以分析中国区域市场和宏观区域理论框架著称的美国人类学家石坚亚(g .威廉斯金纳，1925-2008)这样回忆自己的汉语学习经历：
“可以说，我在17岁左右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当时我即将进入大学。我去了加州一所非常小的学校，叫做深泉学院。当时这个学校没有关于中国的话题，所以我开始跟一个语言学老师学中文。那时我已经对中国感兴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我大概只在学校呆了一年多，然后加入了美国海军，也就是参加了战争。在海军服役期间，我被送到美国海军语言学校接受训练，先是在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然后是康奈尔大学。我在那里参加了18个月的中文课程，也就是当时有机会专心学习中文，感觉很好。这是从1944年到1946年，我记得课程在1946年3月结束。课程结束后，我可以选择留在海军当情报官，这也是送我去培训的目的，然后去中国做相关的情报工作，或者我可以选择离开海军回到大学。我选择了后者，然后退休了。”(王建民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G. W .斯金纳教授访谈录，——，走出川西集镇的国学大师》)
在我看来，在学习汉语的美国人中，石坚雅在中国学习的记忆具有代表性。首先，学习汉语的目的很明确。和很多懂中文的美国人一样，石坚雅掌握中文的目的是从事外交、军事、情报等最实际、最高度政治化的工作。事实上，直到今天，美国政府部门仍将有需要的员工汉语学习外包给专门的教育公司进行强化培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多年前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这种学校也可以叫补习班，但它是一种目的明确、时间紧、方法得当的在职成人培训。
石坚雅
第二，在海军语言学校18个月的训练，真正让石坚雅受益。18个月的培训内容和教学方法虽然不清楚，但因为不是面试的重点，可以肯定的是，培训班不会让学生每天做选择题来学习语文。事实上，即使是在如今的美国高校，文科教授也尽量避免用“标准化”的多选题来测试学生，而是要求学生在考试时手写答案，以保证思想的真实表达。用选择题考查学生，有时被美国人看作是教自己偷懒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并不能真正帮助学生提高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巧合的是，石坚雅和王元芳都是从17岁开始学习外语的。
其实美国学习外语的经验和王元芳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重视自学。不管是出于需求还是兴趣，美国人自学外语并不少见。我同事的孩子完全是因为对韩国K-pop文化的迷恋才自学了韩语，然后把他们的韩语对话录下来发到网上。这是兴趣和文化吸引力的天然而强大的驱动力。我的一个历史专业毕业生，没学过中文，在学校也没打算修中文课，打算去中国发展。他告诉我，他下班后正在用语言学习软件自学汉语。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美国人有明确的目标，下定决心，就能找到自己的渠道研究。
学习一门外语也进一步回答了美国人是否在做家教的问题。美国人根本不用学外语。——如果觉得没有必要，可以自己潜心学习一门外语，也可以单纯因为工作需要接受强化训练。但是，和中国一样，英语培训无处不在，高度依赖“培训”，但全民英语水平在亚洲垫底的情况真的不会发生。
当然，语言学习是一个极其困难且持久的过程。任何人都很难真正掌握一门不是自己母语的外语。我还在努力弄清楚和积累的过程中。像朱维铮这样在中国接受过严格的经学和古代文学训练的学者，很容易看出一些美国汉学家在对中国文本的理解上犯了很多错误，甚至我自己的导师对晚清文人半文不名的句子的理解和翻译也大多是基于字面意思。一位在中国备受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写了汉字的错别字，这是我在一个学术交流网站的私信中指出的。除了感谢他，他还用中文说：“外国人写错别字很常见！”太惊艳了。
然而，除了这些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困难之外，在不可阻挡的终身外语学习过程中，“问题”、“提问”和“正确答案”作为大规模的测试手段，过多的语法术语确实极大地扭曲和干扰了语言学习的本质规律。在我看来，由于过度的练习和考试，英语学习支离破碎，这是目前一个严重的问题。
英语学习要回到更早的时期，也就是王元芳和钱钟书时代的模式，即掌握了基本的词汇和语法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课文或者实际的交流状态，完全接受和表达，尊重语言本身的连贯性和写作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把外语肢解成一系列的话题，在自学的时候注重自己的理解。如果我们习惯性地以阅读理解、选择ABCD或者过度术语化的方式来对待英语，既不美观也不实用，无论读者多么优秀，都可能毫无意义。
